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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迅猛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几大变革催生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愈加严峻的现实挑战和困境，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场域
1992年，史蒂夫特西齐（ＳｔｅｖｅＴｅｓｉｃｈ）在《美国》杂志上首次提出“后真相”（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ｅｒａ）一词，用以讽刺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使用操纵媒体愚昧大众的低劣手段。从构词上分析，“ｐｏｓｔ－”直译意思为“在之后”，但在政治新闻领域语境中，“后真相”形容的是一种␌成见在前，真相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的畸形舆论生态。2016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这两大政治事件中，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以工业化流水线模式生产、传播、散步大量误导性新闻，通过点赞、分享等病毒式传播方式掩盖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事实真相。␌后真相”一词的使用量激增，成为2016年度热词。为此，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ｉｓ）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正式提出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Ｐ119）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视若珍宝的“真相”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通过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的议题来迎合大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情感化想象”，从而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
（一）真相的隐藏：依附于大数据算法的信息盲区
网络信息技术使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成千上万的用户搜索到，并在网络中不断碰撞、重组、生成新的信息，为舆论造势创造了有力的生成条件。在信息技术的大数据时代，“算法推荐”导致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数据测算和精准推送的，曾经选择或者喜欢的信息被不断重复，片面、主观甚至虚假的非官方信息铺天盖地，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全面、真实、科学的主流官方媒体信息，导致受众在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舆论环境中，固化了既有的错误认知和偏见。
（二）真相的消解：凌驾于事实真相之上的情绪主导
“‘后真相’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感、个人信念优先，理智与事实真相滞后，在判断上呈现情理倒序性的特点。”“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而是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人们无法理性准确地判断对错，往往根据情感和情绪选择信息，遵从了“事实让位于情感，服从于价值判断”的反向逻辑，呈现出情感消解事实、情绪操纵行为的倾向。当受众的主观性成为判定信息真实的重要标准，信息是否被视为真实就取决于它是否得到了受众的情感认同。若信息传播者与受众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机制，受众就会认为接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反之则不认同信息所传播的真实。
（三）真相的脱离：隔阂于不同网络空间的信息对抗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对多”和“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价值观争相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语争夺战，弱化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主流官方媒体的辟谣往往起到相反效果，陷入“塔西佗效应”的公信力困境中。主流官方媒体的公共领域解释力被削弱，受众便带着“质疑”转向非主流媒体寻求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和情感的信息，进而滋生了极端观点和非理性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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